2021年，我来到潜江，成为一名基层法院干警。办案日常迅速填满了我的青春时光。起初，我感到工作与学校所学存在明显落差——学校讲授的是犯罪构成、证据规则、法律逻辑，而基层面对的是不足半米的土地边界、三五百元的经济纠纷。然而，随着工作深入，我逐渐明白：当象牙塔中的学术哲思落入基层司法的土壤，产生的并非割裂，而是一脉相承的共鸣——法律并非高高在上的理念，而是无数普通人的实践日常。

首先是学：把“法言法语”翻译成“家长里短”

我在法院的第一课便是学会说话。

起初，我向当事人解释问题时习惯说“法律就是这么规定的”，当事人却反问“法律这样算什么规定？”，继而继续诉说自己的委屈。庭里法官连忙接过话头：“老张啊，法律的意思是你那张借条时间太长了，是老黄历，翻不得了。”当事人一听便懂了。

此后我逐渐学会：将“诉讼时效”解释为“怎么这么久了才来起诉？中间有没有去要过账？”；将“举证责任分配”解释为“你说他欠你的钱，得拿出让大家信服的证据”；将“管辖权异议”解释为“你这个案子归哪个法院管，得按照规矩来”。把专业术语转化为当事人能够理解的语言，当事人才会相信你能为他办成事。

其次是思：判了案子，能解心结吗？

有时，判案不难，解纷息诉却不简单。

我曾办理过一起离婚案件，双方当事人为孩子的抚养权争执不休。因男方正在监狱服刑，我们依法将孩子判给女方。可是宣判以后，男方几经周折寄来了上诉状。看着男方坚定的陈述，我心里有些莫名不安。庭长问我：“你们调解工作做到位了吗？有没有想过让他们好聚好散？即便非判不可，文书的裁判说理到底充不充分？”

我这才意识到法院前辈们传承的“裁判文书的核心就在于说理，这是当事人除了判项外最为关注的部分。”这句话的含义。当一份判决书详细地解释了为什么支持某项诉讼请求、为什么驳回某项主张时，败诉方即便不一定满意裁判结果，但至少能在一定程度上理解裁判逻辑。无形的正义化为可以看见的文书，往往比结果本身更能赢得当事人的尊重与信服。

再次是践：耳朵起茧子，磨破嘴皮子，跑断腿杆子

说千道万，审判工作最终也要落在“做”字上。

以调解为例。在另一起离婚案件中，积年的争吵几近演化成干戈相向，家庭中的琐事和一两句话的不对付早已难分对错。调解过程中，双方在庭上争执不休。但法官并不急于判断是非，而是先让双方倾诉不满、释放情绪，然后再慢慢引导他们对婚姻表态。法官听了一个多小时，又耐心讲解了一个多小时，几近“磨破嘴皮”，最终促成双方都接受的调解方案。

再以送达为例。送达看似只是递送一张传票，有时却比撰写判决更为艰难。有的当事人为了躲避，明明在家却不开门。有的当事人外出工作，我们来了，他却出门了。有的看见法院的车停在门口，怕邻居指指点点，还未等我们开口，便已发火。后来我学会了，不直接去当事人家中，而是先到村里，通过村委会联系当事人主动签收，或与村干部骑电动车一同到访。有了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协助，送达工作顺畅许多。更重要的是，送达时避免激化矛盾，后续的调解、庭审、裁判工作也更好开展。

最后是悟：常怀敬畏、信仰和悲悯

在法院学得越久，越觉得要常怀对程序的敬畏、对法治的信仰和对群众的悲悯。最近《家事审判》这部剧正在热播，作为从事家事审判工作的一员，我很高兴我的工作能以这样的方式被更多人了解和理解。同时我也在思考，最高法为什么在众多题材中选择了讲民事审判的故事？正是社会百态，关乎民生日常；民事审判，传递司法温度。

法院宛若一座四季轮回、永不停歇的大机器，但我们不能只把自己当作办案的机器。即便案件琐碎，即便面对误解，也要坚守法治信仰，按程序办、依事实判，相信正义终将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。尤为重要的是，要常怀悲悯之心。一张可能并不规范的诉状背后，往往藏着更为难熬的辛酸与无奈。常怀悲悯，不是法外开恩，而是在法律框架内，多问一句“有什么难处”，多想一步“如何将伤害降到最小”。

一百多年前，民族存亡之际，青年们发起了一场崇高而伟大的政治运动。一百多年后的今天，我们正从事着一项同样崇高而伟大的法治事业。在“法治中国”的宏大叙事中，我们书写的或许只是其中短短一行。但无数法院人的琐碎日常，终将逐步填满并充实“法治社会”的完美蓝图。在“十五五”开局之年，在无数如你、如我一样的法律人的共同努力下，崇高的法治理想终将在不远的将来化为清晰可触的法治现实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