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69年7月20日晚上8点多钟，我正兴致勃勃与一群好友在野外乘凉聊天，忽然听到总场广播站播音员急促的声音：“燕窝区田家口长江大堤倒口了，请同志们赶快往安全的高处转移，赶快呀！”

我听到广播，箭步往家跑，路上正好碰见父亲，父亲边跑边对我说：“我是书记，我要去指挥综合场的人和财产转移，家里就交给你了，田家口在东边，你们赶快往西边的长江大堤上跑，保命要紧。”

我一听就懵了，我的天啊！长江倒口可是天大的事啊，过去听说过，从来没见过，今天算是摊上了。当时我虽然已是生产队青年突击队的队长，但毕竟只有17岁，在家是长子，母亲因内风湿腿脚不方便，大妹14岁、二妹11岁、大弟8岁、小妹5岁、二弟才2岁，我一进家门，家中已是乱麻一团，哭声一片。

面对此情此景，我想我一定要装得象个男子汉，高喊一声“都听我的”， 二话没说，赶快将二弟顶在脖子上，搀扶起母亲，要大妹指挥弟弟妹妹们互相牵扯，互相照应，跟随逃难的人们，高一脚，低一脚，往西边的长江大堤上跑一阵，走一阵。

听遭遇过黄河溃口的人说，堤内洪水水位高，堤外地面低，一溃口，洪水似从天而降，难易躲避，水一退，留下的是残垣断壁，尸横遍野。想到这些，我浑身都起了鸡皮疙瘩，心蹦蹦的跳的更厉害。

田家口倒口的地方离我们家只有七八里地，为了更安全，我们要去的长江大堤离我们家有上十里地，一家7口病的病，小的小，我既要搀扶母亲，又要顶着二弟，还要照顾其他弟妹，七月的夏夜，闷热似火炉，汗如雨下淌个不停，弟妹们也累得够呛。可怜我那敬爱的母亲，平时带病为我们洗衣做饭，任劳任怨，人均月用不到5元钱的一家人，被她老人家料理得较为体面，较有尊严，该上学的都上学，粗茶淡饭能吃饱。在这危难之时，却强忍着巨痛，几次以慈母的恩威，制止弟妹们想休息一会的请求。后来听说四分场有一家人，当晚只有奶奶和两个孙子在家，跑不动了，就用绳子一头将三人连在一起，另一头栓在一棵大树上，是想让亲人能找到尸体，错过了逃命的机会，三人全被淹死了。想想那不幸的三人，更觉母亲的坚韧和伟大。

好不容易到了长江大堤上，大堤上已聚集了四处逃难而来的人，哭的、叫的、躺的、坐的……乱哄哄一片。碰巧龚叔叔一家比我们先到一步，急忙腾出一小块地方，让母亲和弟妹们坐了下来，二弟已在我的肩背上睡着了，母亲赶快把他抱到怀里，好不心疼。

我仔细观察了一下逃难来的人们，有些家庭不仅人逃出来了，而且还带出了许多穿的、盖的、吃的，甚至还有锅碗盆瓢。我们家的顶梁柱父亲去忙公家的事了，剩下的只有能力逃命，仅带出了几件衣服，其他一无所有。

1969年，已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三年，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，各路造反派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，但生产、工作、生活、社会秩序因派系斗争的影响，有些还处于无政府状态。大灾之后怎么办？实在令人担忧。

龚叔叔说，洪湖这里是湖区，长江倒了口，水先往低处流，我们住的地势相对高一些，如果来得及，还可以回去抢点吃的穿的出来。我一听，就要往家跑，母亲死死拉住我不让走，大妹却要跟我去做伴。我对母亲大妹说，我会游泳，不会有事的，大妹不要去，去了更危险。

我甩脱母亲，一口气跑回了家，摸黑用床单将本来就不多的穿的盖的打了个包，将仅有的一点米面用水桶装好，又想到家中最值钱的是鸡笼的五六只鸡子，慌忙找了个袋子去装，装好后一提，袋子是破的，鸡子全部漏出去四散跑掉了。我也顾不了这些，赶快挑起收拾好的东西，虽然沉甸甸的，但还是快步如飞，向江堤奔去。天黑路滑，心慌脚乱，摔倒了好几次，胳膊和膝盖都渗出了血，钻心的痛。天渐微亮，江水已淹到了小腿部，我好不容易爬上了江堤，弟妹们高喊着，大哥回来啦！大哥回来啦！好象在欢迎久征凯旋归来的英雄，母亲总算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。

落难的第二天，时任省革委会副主任张体学等坐直升机飞到现场，亲自指挥用货船将我们转移到江南岸的赤壁神山安置在农户家中。两个多月后，我们回到家乡开始重建。在总场抗灾救灾先进表彰大会上，我才知道父亲为保护干群安全和国家财产作出了重大贡献，更增添了几分对父亲的敬重和理解，也深深记住了1969年7月20日那个难忘的晚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