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，对未成年犯处以罚金刑有违罪罚自负原则，难以达到特殊预防的目的。因为未成年犯没有经济来源，实际上是由其父母或者监护人代为缴付罚金。这不仅没有达到刑罚的目的，而且与罪责自负的法治原则背道而驰，株连无辜，也没有对犯罪者本人起到必要的惩戒和威慑作用，难以达到预期的刑罚效果。有些法院在处理此类问题时，往往缴纳罚金的，判轻刑，对未缴纳罚金的，罪犯所判决的刑罚明显重于又缴纳罚金的罪犯。在社会上造成以钱买刑的不良影响。如肖某、张某、余某某、雪某、蔡某抢劫一案，五人均不满十八周岁，在判决前，余某某、蔡某、雪某父母均主动缴纳了罚金10000元，而肖某、张某的父母由于家庭困难未缴纳罚金。法院据此对余某某、蔡某、雪某宣告了缓刑，而对肖某、张某判处实刑。此案判决后，肖某、张某的父母意见很大，认为犯罪情节一样，交了钱就判处缓刑，未交钱就不判缓刑，法院在适用法律上不公正。遂向上级法院提出了上诉，二审法院依法对肖某、张某改判了缓刑。

    第二，不利于维护判决的严肃性。绝大多数未成年人没有工作，因而缺乏稳定的经济来源，其自身根本不具备执行罚金刑的经济承受能力。因此，判决这些罪犯缴纳罚金的法律文书，也就等于是一纸空文，难以得到有效的执行。郭某抢劫一案，郭某犯罪时未满十八周岁，法院依法对其减轻处罚，并处罚金5000元。本案中，郭某系在校学生，父母亦无固定工作，根本无力缴纳罚金，致本案中罚金刑的判决无法执行。在已判决的对未成年犯并处罚金的案件中，罚金刑未能执行的比例超过了30%。有损法律的严肃性和人民法院的权威。

    第三，不利于对未成年犯的管教与改造。有人认为，未成年犯的父母或监护人代缴罚金，会因此加强家长管教子女的责任感，使其对未成年犯严加管束，有利于未成年犯的教育，故应提倡。笔者认为，父母或监护人代缴罚金从而加强管束这种观点的理由并不充分。从管束的角度来看，未成年犯的家庭情况多数是管束不严或无力管教，指望代缴罚金后会严加管束这种主观愿望，在客观上是难以普遍实现的。罚金刑的震慑力远远不及适用缓刑更为有效与直接。对未成年犯的教育改造是一个需要社会、学校、家庭等多方力量参与的系统工程，不能单纯地寄望于家庭管教。

    第四，容易导致未成年罪犯产生价值观的扭曲。从引导的角度来看，对未成年犯科以罚金刑容易对未成年犯产生误导的后果。未成年犯的世界观、价值观还不够成熟，分辨是非的能力还不强，容易受到直观的表面现象的影响，误以为犯罪之后“花钱”就能万事大吉，曲解刑罚的真正含义，从而形成错误的是非观，不利于未成年罪犯的教育与改造。

    第五，可能变相引发侵财性犯罪的发生。未成年罪犯中有的人因无力缴纳罚金，可能铤而走险，再次走上犯罪道路。同时，少数青少年罪犯还会因为缴纳巨额罚金后而产生“追回损失”的补偿心理，再次犯罪，从而形成恶性循环。

    总之，笔者认为，对未成年罪犯适用罚金刑弊大于利，因此，在对青少年犯罪适用罚金刑时应对未成年罪犯财产状况进行调查，并对财产实施保全，切实体现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中“综合考虑犯罪分子缴纳罚金的能力”这一立法原意，保证罚金刑适用效果的最优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