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98年12月17日，聂西堂因腰腿疼痛急性发作，大腿至腰部麻木，大小便功能障碍，于次日到天门第一人民医院治疗。经医生诊断为腰4-5和腰5-骶1腰椎间盘突出症，并对聂西堂进行了一周时间的药物治疗和牵引处理。入院第7天，天门一医对聂西堂进行腰椎间盘摘除手术。聂西堂于1999年1月31日出院，住院治疗45天，用去医疗费10665.27元。聂西堂出院后仍感病情未见好转，反而加重，左腿无力，肌肉萎缩，大小便失禁，性功能丧失。1999年7月15日入住天门市中医院治疗6天，用去医疗费450.60元。同年8月9日入住荆州市中心医院治疗16天，用去医疗费9524.40元。后又分别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等地治疗，2002年3月19日，经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检查，尿流残余的流量值为298ml，并用去医疗费9184.40元。聂西堂需每日自家导尿4-6次。在治疗过程中，聂西堂用去医疗费共计29824.67元，交通费3844元，住宿费392元，鉴定费420元，打印费132.50元，其它费用564元。

    2001年聂西堂认为天门一医在对其治疗中存在过错，诊断错误，延误手术时间且手术失败，导致聂西堂马尾神经功能不能恢复，大小便失禁，性功能障碍，遂向天门市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申请医疗事故鉴定。该委员会于2001年9月21日以天医鉴（2001）3号文件作出鉴定结论：不属医疗事故。聂西堂不服该鉴定结论，于2001年10月13日向湖北省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申请重新鉴定，该委员会于2002年6月7日以鄂医鉴（2002）28 号文件作出鉴定结论：不属医疗事故。聂西堂对该鉴定仍然不服，于2002年12月24日向天门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，并于2003年3月28日申请进行司法技术鉴定。原审法院受理申请后，依照有关规定，委托中华医学会对聂西堂与天门一医的医疗事故进行技术鉴定。2004年12月16日，中华医学会以中华医鉴（2004）033号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作出鉴定，认为：1、医方对患者诊断为L4-5、L5-S1椎间盘突出是正确的，但对患者继发的马尾神经损害的严重性认识不足，入院后处理不及时，违反了骨科诊疗原则。之后的手术又未能取出L5-S1马尾神经的致压物。2、医方（天门一医）在接诊和病历书写方面违反了《医院工作制度》和《病历书写基本规范》中的有关规定。3、患者（聂西堂）目前的状况符合马尾神经功能损害的表现，系椎间盘突出所致。患者（聂西堂）就医时发病已超过10小时。马尾神经的严重损伤，一般预后较差，即便及时手术也难以达到功能完全康复。医方（天门一医）上述过失行为对患者马尾神经功能恢复有不利影响，与患者（聂西堂）目前的损害结果有一定的因果关系。其结论为：属于二级乙等医疗事故，医方（天门一医）承担次要责任。并建议到泌尿科及男科诊治。该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，双方均未提出异议。聂西堂为此医疗事故鉴定支付各项费用共21353.20元。2005年1月18日，聂西堂向原审法院申请伤残鉴定，经该院司法鉴定科鉴定，聂西堂的伤残程度属3级。

    与此期间，聂西堂多次到天门市卫生局、天门市市政府、湖北省卫生局、湖北省政府上访申诉，有关领导批示，此案要依法认真审理，做好息诉工作。

    此案卷宗厚达八本，同事们戏称“集装箱”。进入二审程序后，受害者因长时间得不到赔偿，情绪表现得极为急躁。当对方代理人表明不予赔偿时，恨不得动手打人。而天门市第一人民医院则称，一审判决严重不公，该院院长系湖北省人大代表，明确表明，如二审判决不公，将通过各种监督手段予以监督。

    面对当事人提供的众多证据和材料，面对来自各方面的压力，承办人员深感责任重大，稍有不慎，便会引发更大的纠纷，给社会带来不安定的因素。通过仔细阅卷，承办人归纳出当事人争议的焦点，（1）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；（2）责任划分是否适当；（3）受害者是否需要使用导尿管，或双腔还是单腔导尿管，以及导尿管的价格？经多次调解工作，双方当事人渐渐集中到上述第三个焦点。针对此情况，为进一步做好当事人的调解工作，承办人到武汉同济医院、湖北省卫生局走访了有关专家、教授，到湖北省医药公司、湖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、湖北省物价局等有关部门咨询了有关双腔和单腔导尿管的价格。在熟悉一些专业知识后，承办人决定再次组织当事人进行调解。

    针对当事人集中的焦点，结合有关专家、教授的意见，承办人决定首先做受害者的工作，向受害者说明其使用双腔或单腔导尿管均可，但并非一定需要使用双腔导尿管。另外，一审认定的双腔导尿管系进口产品，而依照我国法律规定，只能使用普通国产型的产品，因此按照一审判决的进口导尿管每支18元的价格进行计算残疾用具费，是不可能的，从而打消了受害者抱着一审判决的赔偿数额不变的念头。见受害者有所松动的口气，承办人趁热打铁向受害者说明，如二审判决不公，对方当事人仍会申诉，又需漫长的时间，对受害者的治疗也不利。受害者至此表示，愿意接受调解。

    针对医方，承办人释明，受害者对医疗鉴定已申请到中华医学会，可见其得不到赔偿誓不罢休的决心，更何况鉴定结论已明确认定医方负有责任，再者即使判决，如不能满足受害者要求，受害者也可能继续到医院纠缠，影响医院正常经营，带来负面社会影响，得不偿失。至此，医方也要求调解。

    有了双方当事人这样调解的基础后，承办人又不厌其烦地做当事人的工作，历经一月，终于促成双方当事人达成了上述调解协议。事后双方当事人均很满意，并说“法院给我们做了一件大好事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