作为民事法官，没有多少轰轰烈烈的大案，大多是老百姓身边的“小事”。但我深知“办的不是案子而是他人的人生”。

记得今年5月份，书记员将新分的一批上诉案件卷宗堆放到我面前，其中有一摞厚厚的卷宗材料吸引了我的注意，在我查阅卷宗期间，一封与之相关的“信件”递交到我面前。我知道，又碰到了“骨头案”。

这是一件不当得利纠纷的案件。当事人王婆婆经营着一家养殖合作社，因建设征地获得政府补偿款80万元，于是合作社出具授权委托，将该补偿款汇至儿媳杨某银行账户。谁知一段时间后，王婆婆以合作社为原告，儿子、儿媳为被告，提起诉讼，要求二人返还80万元。一审依法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后，合作社以遗漏主体为由提起上诉，要求追加王婆婆为本案当事人。

“这怎么能是不当得利呢？杨某是基于委托关系占有的该补偿款”“王婆婆自己经营的合作社为什么追加自己作为被告？王婆婆与儿媳的微信聊天记录中还提醒对方购买理财产品”“王婆婆为什么出具赠与申明，要求将80万元，分别赠与2个孙子各40万元？”一连串的谜团，随着调查的深入逐步揭开。

原来，王婆婆的儿子王某因与她人发生婚外情，导致夫妻感情破裂，王婆婆试图挽救这个即将破裂的家庭，便提出将该款给儿媳杨某，用于夫妻共同生活。但破镜终究难圆，夫妻二人不仅坚持闹着要离婚，还为争夺该笔款项多次发生冲突。

本案中，合作社以不当得利主张权利显然不能支持，另外，王婆婆的身份除代表合作社履行职务外，还与儿子儿媳具有亲属关系，其对案涉款项赠与孙子、告知儿媳购买理财产品，显然不属于履行职务的行为。若以合作社提起诉讼，王婆婆应当作为当事人参加诉讼。

考虑到本案发回重审或合作社另行提起委托合同纠纷，未必能解决问题，反而可能会激化矛盾。为从根本上解决问题，我多次尝试做双方的婚姻劝和工作，但双方均不愿意继续维持婚姻关系。于是转变思路，建议各方将案涉款项作为夫妻共同财产离婚时平均分割。

经双方当事人同意，我们组织各方前往一审法院，当事人提起离婚诉讼，当即立案，当场调解，达成调解协议。随后合作社也就向法院申请撤回起诉。至此这起不当得利纠纷得以实质化解。

“只有坐到同一条板凳上，才缩短心与心的距离，只有住在农家的炕头上，收获的才不只是建议。你的脚下沾有多少泥土，心中就沉淀多少真情。”中央电视台曾有一档节目《走基层》里面有这样一段话令我刻骨铭心。

在田间地头、街头巷尾、厂房校区都有我们民事法官的身影。侵权纠纷案件，为核实当事人的诉讼行为能力，我们走进精神病医院；继承纠纷案件，为核实丧葬费的支出情况，我们走进火葬场；离婚案件，为保障当事人的辩论权，我们将庭审开到监狱。

我们是“无处不在”的民事法官，坚持能动履职主动作为，只为守护公平、正义！